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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在红军长征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历史昭示

作者：肖裕声信息来源：黔东南日报点击数：更新时间：20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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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是一场改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命运的伟大远征。在700多个日日夜夜里，红军辗转数万里，从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中绝境求生，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世界战争史上无与伦比的奇迹。黔东南这片传承着红色血脉的革命老区，见证了红军当年的英勇顽强与奋斗历史，见证了红军与黔东南各族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和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红军长征对黔东南革命历史发展的特殊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曾五次踏上黔东南这块土地：1930年，红七军就曾解放过榕江县城；1934年9、10月间，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西征入黔，先后经过黎平、锦屏、天柱、剑河、三穗、台江、施秉、黄平、镇远、岑巩等地，为红军主力长征做先遣队；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黔东南时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标志着红军长征以来战略转变的开始，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1936年1月，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又一次经过岑巩。
    红军入黔，在粉碎敌人重兵围堵的同时，在黔东南的革命史上，写下震撼人心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页。
    首先，长征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传播到黔东南这块较为偏僻的地域，使黔东南人民深深地看到党不忘初心的信念与意志，使当地长期遭受封建势力、军阀势力剥削压迫的各族人民意识到只有跟着党和红军的革命道路走才能脱离苦海、实现心中的梦想。因此，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红军伤病员，照看红军烈士的坟墓，偷偷藏起红军的标语传单。当二十多年后解放大军向贵州进军时，当地人民奔走相告，喜迎红军归来。
    其次，党的正确民族政策使黔东南少数民族群众第一次享受到了平等的待遇，他们从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中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同时也更加拥护和支持党和红军。他们不仅在当时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并始终如一地支持国家经济建设，积极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第三，红军在沿途播下革命的种子，成为黔东南地区革命的火种与力量，许多英雄儿女始终坚持革命斗争，并在之后的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为黔东南地区的全面解放做出了贡献。
    二、长征时红军在黔东南的主要活动与特点
    回顾红军在黔东南的长征历史，我们可以对红军所开展的革命举措作如下总结：
    一是把“受苦人、要翻身”的宣传和“打土豪、救穷人”的行动相结合，让群众意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部队。红军转战黔东南期间，每行军路过一地，宣传队就要在城镇、村寨的房屋墙面、桥头、岩壁上用白石灰写下“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打倒国民党政府”、“农民起来实行土地革命”等各类型的革命标语，通过这种简明直白的方式向各族人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红军在锦屏县还曾向当地民众散发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署名的《出路在哪里？》革命传单。号召大家要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属于工农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政府。当地群众杨胜乾、李世把收集到的传单秘密珍藏起来，一直保存到新中国成立，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红军驻扎休整时，宣传队立刻就地开始文艺演出，运用话剧、相声、歌曲、快板等多种形式向围观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在黎平、锦屏、三穗参观时，就深深感到，红军注重文艺宣传的这种传统，已深入每一个村民，真是一路走来，就像当年红军战士一样，大家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场合、地形地物，组织文艺宣传，形式多样，生动活泼，此起彼伏，感染着每一个观众。正是这种宣传动员，使许多人来不及告别父母、妻儿，拿起一把砍刀，戴上一顶红军帽，就跟着红军踏上征程，不离不弃。
    二是执行了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避免了不必要的民族矛盾。黔东南是多民族聚居地区。由于地方军阀政权长期实施反动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得少数民族对汉人充满疑忌甚至敌视，民族隔阂十分严重。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前，国民党诬蔑红军“共产共妻、杀人放火、头长八只角、专吃脑花和小娃”，在当地造成巨大心理恐慌，群众纷纷藏物闭户、遁入山林。如果不能获得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红军在当地就很难生存，这是对党和红军的一次严峻考验。进入黔东南后，针对村里寨中大多人去屋空的现象，红军专门组建了由红军中侗族干部杨至成负责的少数民族工作团，用民族语言喊话动员百姓回家。在黎平，红军总政治部号召每个指战员准备一样东西，作为首次到贵州给少数民族群众的见面礼，以密切汉苗关系、军民关系。在红军总政治部发出的少数民族政策文件中，还特别强调了要跟少数民族的上层搞好关系，不随意打少数民族土豪、祭司、头人等，避免了因阶级矛盾处置不当而引发不必要的民族矛盾。这些正确政策的执行，让当地群众把红军当成了自己的亲人，积极支援红军的作战与转移行动，红军得以跳出敌人包围圈。
    三、黔东南在长征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黔东南在长征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黎平会议标志着中央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黎平会议是长征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决议则是第一个政治局决议。黎平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毗邻湖南省西南部的通道县。湘江战役后，博古、李德等人不顾红军遭受的严重损失，仍然坚持中央红军应经通道县北上，而这样将使红军闯入敌军的重兵重围之中，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道县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红军向贵州前进的战略方向问题。通道会议虽然没有完全接受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意见，实行战略转兵，但在行军路线上却作了一些调整，即命中央红军西进贵州，尔后再北上与位于湘西北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鉴于通道会议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原定的进军计划，周恩来决定打下黎平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博古等人。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黎平会议标志着中央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从而使中央红军在危急关头转危为安。其意义有三：第一，这是我党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红军的战略方针和内部事务的会议；第二，初步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重新被全党全军接受；第三，会议决定在适当时机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验教训，为之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好了铺垫。如果说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黎平会议就是这个转折点的铺路石和先声。进入贵州的红军开始逐步赢得战略上的主动权，为之后摆脱国民党的追击、北上抗日奠定了基础。
    二是当地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给红军在各方面以极大支持。这些质朴的群众虽然之前因反动宣传的蒙骗而敌视、畏惧红军，但当他们看到红军的所作所为之后，对于红军的热爱和支持也是毫无保留的。他们给红军做向导、当挑夫、送情报，在家中收治红军的伤病员，保留红军散发的标语、传单、信物，还有不少人积极踊跃地报名参加红军。在黎平，有汉、苗、侗三族的75名青年参加红军；在剑河，168名参军的苗族青年编成了一个苗族连；部队达到遵义时，新补充的5000名战士中大多都出身当地的少数民族。锦屏侗族青年、民间诗人杨和钧路遇两个受伤红军，便将他们带回家治伤。其中一位后来被敌人抓住后活活砍死，杨和钧不仅偷偷埋葬了他，还作诗《清明》以致哀悼。诗中写到：“有朝革命成功日，光明簿上有你功”。后来，杨和钧因书写革命诗歌、收留红军伤员和两次外出寻找红军，被反动势力杀害，为后世留下了一段军民鱼水情深、同仇敌忾的壮烈故事。
    三是一批赤胆忠心的革命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就生长于这片英雄的土地。我们大家熟悉的龙大道、龙云等革命先辈不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年轻的生命，杨至成将军为人民军队的后勤建设立下不朽功勋。特别是近年新考证发现的红军将领龙云，1903年出生于贵州的一个苗族农民家庭，曾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平江起义、井冈山会师，亲历了红军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1934年，他奉命率领红十八师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探路，在掩护主力转移的血战中不幸负伤，在黔东被俘，后被国民党杀害。以前在中央军委史料丛书的烈士名录中，记载为湖南省浏阳人，于1934年10月被湖南军阀何健杀害于湖南长沙。但通过现在黔东南的考证，龙云就是咱们贵州省锦屏县茅坪镇人，他于1936年牺牲在湖北武汉的“反省院”，是一位坚贞不屈的革命烈士。我认为，这两段史料都共同认定龙云是革命烈士，这是最为重要的。至于牺牲的具体情况和出生，我倾向新的发现与考证，两者是互为补充，这是中国革命的艰难实际情况所形成的历史局限。
    又比如贵州省唯一的开国上将杨至成，被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之父”，1903年出生于黔东南的一个侗族家庭。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最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利用自己是侗族人的优势，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用家乡话做当地群众思想工作，筹粮筹枪筹药，为红军长征提供了关键的物资保障。他还创造了我军后勤工作的“六个第一”：担任了朱毛红军的第一任大管家；研究制造了红军第一身军服；开辟了我军第一条邮政通道；建设了我军第一个电讯系统；提出了我军第一部后勤补给标准；创办了我军第一所后勤军事学校。1967年，杨至成因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据警卫员回忆，在离世前的那天晚上，杨至成用毛笔写下了几个大字：日升，日落，日再升。我想，这是他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恳切的期盼。
    四是为党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宝贵的实践与经验。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黔东南，根据民族地区的特点，先后制定一系列针对性很强的民族政策，给黔东南各个少数民族指出了民族解放之路。黎平会议结束不久，红军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不仅深得黔东南各族人民的拥护，激发了各少数民族群众支援红军的热情，而且对于中央红军以后经过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工作起到重要指导作用。认真执行民族政策，搞好和各族人民的关系，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作出了表率。他们关心、尊重、爱护各族群众的生动事例，时至今日，都深深地感召和影响着各族人民。
    红军长征为黔东南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在加快黔东南发展、决胜小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尤其需要继承好红军这种“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精神，紧紧围绕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承伟大的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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