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唐代谏议大夫褚遂良曾在一次上疏中向唐太宗建议如何教育皇子的事，其中说道：“我看到《左传》里说：‘爱子教以义方。’什么是义方呢？忠、孝、恭、俭，就叫义方。”施以忠诚、孝顺、谦恭、节俭方面的教育，都属于品德教育。古人认为，教育子孙、培养人才，首先要抓好品德教育，这是教育成功的关键。

　　古代主流思想认为：立人先立德；德不立，终不能立人。这一思想与使用人才的德才观是一致的。古往今来的成才和用人经验都说明，培养人才既要重视对文化知识和才能的培养，更要重视对品德的培养，而且要把品德教育放在首位。

　　古代所提倡的德行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内容非常丰富，有的概括为“忠、孝、节、义”，有的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语》里又特别强调“仁”和“恕”，有的朝代又强调官员要“清、慎、勤”，等等。对青少年进行品德教育应有所侧重，褚遂良将教育子弟的“义方”解释为“忠、孝、恭、俭”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忠孝是传统道德的核心，先知忠孝，才能后知节义；恭俭是养成良好品行的基础，谦恭才能见贤思齐，修身正己，养成其他良好品质，而“俭以养德”，在家节俭可以保证足食，在朝节俭可以保证清廉。

　　品德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古人在这方面亦有不少好的做法和经验。比如，随时随事进行教育。长辈教育子弟多使用这一办法，往往事先并无计划，遇到某种场合、某项事情，见景生情，偶有所感，便对子弟教育一番。

　　又如，抓住培养对象将来可能遇到的重大问题，重点进行教育。唐太宗和魏征都看到了皇家子孙后代的先天弱点，就是不接触社会实际，不知道稼穑艰难，养尊处优，好逸恶劳，只爱听吹捧自己的假话，不愿听逆耳真言，结果就会犯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亲小人远君子。一旦如此，必然会走上一条不归路，那就是亡国败家。所以唐太宗把亲君子远小人的教育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

　　又如，针对做官后容易出现的问题，经常进行告诫教育。在这方面，朱元璋做得比较突出，他说：“大抵人有才能者，不失于贪鄙则失于骄蹇。”有才能的人志得意满之后，如果不注意谨慎守法和戒骄戒躁，最容易在两方面栽跟头，一是贪腐，二是骄纵傲慢。因此他告诫臣子们，有才能的人要“小心畏法”。在另一场合，他又说：“譬如驰马能戒于险阻则不坠，肆意于平旷则颠蹶。”并说他经常“以此自警”，希望与大家共勉。骑马如能多加小心，即使在险要难走的地方也不会掉下马来；如果粗心大意，就是在平原旷野也会翻落马下。朱元璋是以骑马比喻做官做事，要臣子们自警自励。他还常劝臣子们积善积德，说道：“积善如积土，久而不已则可以成山；积恶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于滔天。”“人能改过迁善，如镜之去垢，光辉日增。”

　　再如，针对表现出来的缺点，有的放矢进行教育。针对被培养者的缺点，采取适当办法促其觉悟，从而使其受到教育。宋朝时，鞠咏因文学出众受到王化基的赏识。王化基担任杭州知府时，鞠咏进士及第，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然后派往杭州仁和县担任知县。鞠咏分到了王化基的手下，自认为王化基是自己的文学知己，当然非常高兴。将上任时，先写了一封信连同自己作的诗，寄给了王化基，以感谢王公过去对自己的提携鼓励，并说如今又成了王公的下属，今后可以以文字相乐了。王化基看到他存在骄傲情绪，有些得意忘形，便没有答复他的信。等鞠咏到任后，王公对他没有任何特殊礼遇，反而对他的工作督促得非常严格。鞠咏大失所望，不再对王公因过去相知而会照顾自己抱有什么希望了，从而专心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来，王公入朝成为参知政事，第一个推荐提拔的就是鞠咏。有人问其中缘故，王公说：“凭鞠咏的才气，他不愁将来没有好的发展，所担心的是他过于自负和骄傲。我故意压抑他，目的是让他提高品德修养。”鞠咏听说后，才醒悟到王公才是真正的知己。从王化基的做法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人才，不是只看他的才气，而更要关注他的品德修养；对于自己所欣赏的人，不是捧着他、照顾他，而是针对他的缺点给予严格要求，这样才有可能将一棵“好苗子”培养成栋梁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