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古代所谓培养人才，主要是指培养治国理政人才。以培养治国理政人才而言，读书在于明理；而明理必以对现实社会的广见博闻、对实际生活的切身体会为基础，否则，即使对书本词句烂熟于心，也不能深刻理解，不能深切领悟，因而也就不能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实际上，只要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和实际生活经验，而不必凡事亲力亲为，那读书的效果就与死读书大不相同了；如果在有了一定知识和能力之后，再有目的地到实践中去进一步体会和锻炼，那就更是如虎添翼，学识和能力大增。

　　东汉王充在《论衡》里讲了这样一番道理，他说：“齐地世代刺绣，普通妇女没有不会的；襄邑世代织锦，再笨的妇女也是织锦的巧手。天天看，日日做，手就熟练了。”又说：“处理政务能力需要经验的不断积累，当然从事机关文案工作的文吏在前，而钻研学问的儒生在后，这是从朝廷的角度来看。如果从讲论儒学的角度来衡量，则儒生在上，而文吏在下。要说种田，那农民最棒；要说经商做买卖，则商人最能。”因此，一个人在某方面能与不能，就看他是干与不干。王充在这段话里至少说明了两点意思：一是熟能生巧，实践出能力；二是读书人固然聪明，但要做好某项事情，还须积极参与实践。

　　从实践锻炼的角度看，担任一个职务的时间不宜太短，尤其是一些需要积累知识和经验的职务更是如此。金世宗经常和大臣们在一起讨论用人问题，有一次金世宗问：“我们的学士院（同其他朝代的翰林院）在出优秀人才方面，怎么大大不如过去呢？”右丞相张汝霖回答说：“人才是需要培养的，如果能让他们在某种职务上得以久任，自然就可以得到这方面的优秀人才。”这话是有道理的，其他行政职务虽然不像翰林院那样需要久任，但任职时间也不宜过短，因为时间过短难以积累经验，也增长不了多少才干，只能是“镀金”而已。

　　由于看到了实践在人才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有人进而主张选拔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应该是具有实践锻炼经历的人员。基本办法有两个：一是直接从实际工作的第一线选拔优秀人才担任重要职务；二是挑选素质条件好的优秀人才，安排到第一线进行锻炼，然后再任以重要职务。具体采用哪一办法，要根据拟任职务的工作性质、专业要求以及后备人员状况等具体情况而确定。

　　为了培养全面人才，古代还提出了京官和地方官交流任职的办法。交流任职也就是给官员增加实践的机会，让官员经受全面锻炼。清顺治十年（1653年），皇帝给吏部的谕旨说：“国家任用官员，是中央和地方互相交流使用。在中央的官员，若已熟悉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制度，就可以由京官出任地方官；在地方的官员，若已熟悉地方的风俗和民情，就可以由地方官调任京官。只有中央和地方的困难挫折都经历过，才能产生真正的全面人才。”古人能提出这样的用人思想，说明他们对人才成长规律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当然，交流任职的主要对象是有培养前途的人才，并不是大面积的互换，否则会大大增加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率。

　　对于优秀人才的成长来说，实践锻炼不可或缺，但不是说凡经过实践锻炼者都会成为优秀人才。同样是到艰苦地区第一线，若接受锻炼者心怀为国为民之志，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往往态度积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再苦再累也心甘；但若处处为自己打算，患得患失，就会情绪低落，消极应付。实际上，绝大多数在“临民”第一线工作的人员，都是属于正常的工作安排，并不是以有意培养锻炼为目的的。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能不能脱颖而出，成为优秀人才，往往决定于个人的志向、心态和勤奋程度。

　　历史上有很多名人，都经历过苦难岁月，遭受过重大挫折。这些不期而至的苦难和挫折，对承受者来说绝对不是一种有意培养，但确实是一种逆境考验。面对逆境，有的心灰意冷，一蹶不振；有的则不甘沉沦，自强不息。孟子曾随口列举出舜、傅说、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几位著名历史人物，指出他们都曾经是或出身微贱，受尽煎熬；或沦为俘虏、囚犯，备受侮辱。孟子因此总结出至今人们仍喜欢引用的名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提出一种境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可以说，立志成才者，只要有了这种境界，不但会在培养锻炼中脱颖而出，也会在逆境锻炼中成为优秀人才！（摘编自《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侯建良 刘玉华/著）